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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視覺/供圖
民主與法制社記者 陳和秋 報道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發《在線旅游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首次明確叫停“大數據殺熟”行為。所謂“大數據殺熟”，是指商家通過大數據描繪用戶畫像，據此在同一商品或服務中，以低價吸引新客戶，卻對老客戶設定高價。
自2017年年底開始，就有消費者反映各互聯網平臺的“大數據殺熟”行為。2018年以來，在媒體不斷曝光下，“大數據殺熟”幾度成為熱點話題，各大互聯網商家紛紛出面解釋，否認自家平臺存在“殺熟”行為。
但“大數據殺熟”從未消失，時至今日，不少消費者仍為這一問題所困擾。在嘩哩嘩哩網站上，一則名為《如何破解“大數據殺熟”》的視頻自3月9日發布至今，已獲得51.7萬觀看量。不過，該視頻下一條獲贊破千的評論直言，為了賺一點差價，消耗大量時間精力太不劃算，并感嘆：“可能我活該當韭菜。”
此次《規定》能否改變消費者被“割韭菜的命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管育鷹表示，《規定》明確了有關部門對“大數據殺熟”行為的亮劍態度，但目前仍缺少配套法律法規，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建設任重道遠。
新規明確監管態度
實際上，根據不同客戶群體，提供差異化服務，采取不同價格策略是市場中的常見現象，比如機票價格會根據經濟艙、商務艙、頭等艙等不同艙位有所差異。但“殺熟”行為顯然有悖商業倫理。不少專家指出，“大數據殺熟”與傳統“殺熟”行為無異，都是透支公眾信用，如不加以管制，將影響整個行業發展。
在大數據加持下，商家不僅能夠精準識別新老客戶，還可以根據用戶信息發現客戶更隱秘的購物傾向，從而將價格差異化策略發揮到極致，由此針對不同群體單獨定價，甚至可以細化到針對不同個體定價。
管育鷹指出，這明顯違反了公平交易原則。同時，商家在消費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搜集并使用用戶信息，也侵害了用戶信息安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4條的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個人信息依法得到保護的權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第22條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收集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并取得同意。
對于“大數據殺熟”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第18條明確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根據消費者的興趣愛好、消費習慣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搜索結果的，應當同時向該消費者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征的選項，尊重和平等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管育鷹表示，電子商務法第18條是原則性規定，指向性并不明顯。而此次《規定》更具針對性，首次對“大數據殺熟”行為加以明確禁止，要求在線旅游經營者不得濫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費記錄、旅游偏好等設置不公平的交易條件；再次強調用戶的知情權，規定在收集旅游者信息時，經營者必須事先明示收集旅游者個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旅游者同意。
此外，根據2019年3月北京市消協發布的“大數據殺熟”問題調查結果，在網購、網約車等消費平臺中，在線旅游平臺的“殺熟”問題最多，此次《規定》首先對旅游服務領域進行規范，體現了有關部門的監管決心。
維權依舊是難題
盡管如此，要真正有效減少“大數據殺熟”現象并不容易。管育鷹表示，目前，“大數據殺熟”主要由市場監管部門負責對商家進行監管，消費者可以向市場監管局或消費者協會反映商家的侵權行為，有關部門會對后者進行約談或予以警告。如果消費者掌握足夠證據，也可以通過法院起訴。
但在現實中，每筆交易涉及金額往往不高，負責舉證的消費者通常不愿花費時間精力，也沒有專業能力通過訴訟維權。即便消費者有心，如何證明自己被“大數據殺熟”又是一道坎。劉先生曾狀告某外賣平臺存在“殺熟”行為，最終卻由于證據不足而維權失敗。
2018年，劉先生在某外賣平臺上訂購了一份午餐。13分鐘后，他以同事的賬號在某外賣平臺上訂購了同一份套餐，卻發現后者的配送費比自己更低，遂將其實體公司告上法庭，稱該公司存在“大數據殺熟”行為。不過，由于兩筆訂單下單時間不一致，法院認為，該公司根據平臺交易量對配送費進行動態調整，是自身的經營行為，不構成對劉先生的侵權，一審駁回了后者所有訴訟請求。二審時，法院再次指出，原告證據不足，上訴請求不能成立。
實際上，面對消費者質疑，多數商家都以“屬于自身經營行為”否認使用“大數據殺熟”。比如據澎湃新聞2018年3月23日報道，滴滴出行CTO張博曾在滴滴內網發文否認滴滴存在大數據殺熟，稱平臺預估價是根據定位、路況、里程、時長的不同，尤其是路況因素，“按毫秒實時刷新的”，手機進入界面時間不同，就可能導致價格差異。
再如據澎湃新聞2018年5月7日報道，攜程發布頭條文章《攜程大數據殺熟了嗎？并沒有》稱，網友看到的差價是由于日期、支付方式、是否含早餐、取消政策、不同供應商等原因造成。此外，用戶領用或購買優惠券也會帶來低價。而針對“攜程都給什么人發優惠券”的問題，文中并未正面回答。
如何矯正亂象
管育鷹指出，目前在與商家的博弈中，消費者仍處于弱勢，要真正遏制“大數據殺熟”，有關部門不僅要加強介入，還需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建設。
對于單個消費者孤立無援的狀態，可以由公共組織打破信息孤島，凝聚力量加以維權。依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以及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消費者協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管育鷹建議，各地消協組織可以提起公益訴訟，幫助眾多消費者維權。
在數據隱私保護方面，應當加快出臺專門性法律法規。管育鷹提出，可以借鑒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對網絡服務協議進行嚴格規范，比如規定不得在協議中使用模糊或難以理解的語言，不得使用非常復雜的隱私保護政策，不得直接或者間接向消費者獲得數據使用權限等，從而加強消費者對個人信息使用知情權的保障。
此外，還應當提高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通過提高罰金，或建立健全市場誠信體系，根據消費者反饋，查證后，向市場公開違規互聯網企業名單，發布風險警告，提醒消費者謹慎使用相關線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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