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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常言道，“道者，器之先”，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是我國“智慧城市”這個“器”的建設之“道”，城市的發展與管理越來越需要能夠事半功倍的“智慧城市”這個“器”。因此，智慧城市的規劃、投資與建設已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在這項工作中，需要運用一些新的概念作為創新引領，各種概念應該相互借鑒、融合，但也要避免重概念、輕內涵。
近年來，各省市紛紛推出了“城市大腦”或“智慧城市”建設規劃，智慧城市逐步成為眾多城市政策制定、規劃管理和發展戰略的主要范式。在實踐中，需要厘清“城市大腦”與“智慧城市”的概念，意識到“城市大腦”不是智慧城市的升級版，沒有改變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構，同時，需要警惕新概念在實踐中可能引發的操作誤區。
“城市大腦”與“智慧城市”兩個概念的起源
時任阿里巴巴首席技術官，后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杭州市城市大腦總架構師的王堅在2016年4月向浙江省杭州市提出了“城市大腦（City Brain）”的概念，使得城市大腦在世界范圍內最早出現，不過，至今其他國家和地區還少有提及城市大腦的，大多仍稱智慧城市。
王堅院士認為，在城市發展所需要的傳統資源稀缺且依舊很重要的背景下，出現了一個未來城市發展尤為重要的新的要素，即數據資源。“城市大腦”就是未來數據資源時代融合了算力和數據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包括市級的中樞系統、部門的系統和區縣的平臺、各級的數字駕駛艙以及不同的便民服務場景等四個最重要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以使得城市的數據資源系統地服務于城市的運行。王堅院士對城市大腦的定位，一方面強調了數據作為城市運行的資源要素，另一方面針對我國城市治理體制中常見的條塊分割等現象，強調了系統構建和應用的整體特性。因此，“城市大腦”概念的提出有著我國城市治理的鮮明特色。
“智慧城市（Smart City）”概念源于IBM公司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理念，“智慧地球”的本意是應用傳感器等裝置的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人類社會與道路、電網、建筑和機器等物理系統的整合，使人類能以精細和動態的方式智慧地管理生產和生活狀態。這一理念被認為有助于促進城市的經濟、社會與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緩解城市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從而為世界各國所接納，就具體地應用在了“智慧城市”發展之中，并且，“智慧城市”部分替代了早先的“數字城市”的概念。
由“城市大腦”和“智慧城市”概念的發展可見，“城市大腦”是智慧城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更多地屬于智慧城市中的管理與決策系統，其強調的數據資源依然來自構建智慧城市的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基礎設施。
“城市大腦”沒有改變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構
智慧城市的技術框架來源于物聯網概念架構，分為三層架構和四層架構兩種。三層架構包括基礎感知層、網絡傳輸層和頂端應用層，其中感知層以傳感器、攝像頭、計算機以及智能移動終端（如手機、平板）等技術為基礎，主要承擔諸如道路交通、城市治安、經濟發展、個人健康等各類數據的感知和收集任務，通過互聯網尤其移動互聯網或者WiFi、藍牙等技術構成的傳輸層，將感知層的數據直接傳輸到智慧城市技術框架終端的面向數字經濟、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等領域的應用層。四層架構就是在傳輸層與應用層之間加入云計算平臺、服務支持平臺、信息處理平臺、網絡管理平臺和數據安全平臺等管理平臺層。發展至今，智慧城市的技術框架一般都是四層架構形式。
因此，世界各地最新的“智慧城市”以及“城市大腦”等概念方案一般都會定位自身是“基于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所構建的系統與應用。分析阿里云提出的“城市大腦”整體架構，就可以發現其并沒有改變“智慧城市”的架構，但是在管理平臺層充分運用了智能技術，實現了智能服務支持平臺，并加入了交通、公共管理和數字規劃等行業引擎。和“城市大腦”類似，對“城市數字化轉型”等概念進行分析，也可以發現有關的新概念和提法并沒有改變智慧城市的基本架構，而是在應用層面加入了不同的新功能。
警惕智慧城市建設中，新概念的認知誤區
由于智慧城市等概念在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時間還很短，世界各國以及我國各省市都還在積極探索過程中，尚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方案和結論，甚至連概念都不盡相同。然而，雖然技術在變化，但是城市的本質并沒有變，技術依然應該是讓人們可以在城市中的生活更美好，智慧城市也應該讓城市治理更加“以公眾為中心”。
不過，概念是用來表達思想的，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應該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與城市以及城市治理本質不一致的概念。
王堅院士在TechCrunch 2018 國際創新峰會上就提到：“很多人在聽城市大腦的時候，第一反應就覺得是模仿人的大腦，這一點有失偏駁，‘Brain’這個詞不是人類專屬的詞，因此，City Brain 就是一個城市的大腦，和人類大腦沒有任何關系。”
因此，如果真的以“人的大腦”的思維建設相應的城市治理應用系統，雖然一方面會提醒建設者注重系統的智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會誤導建設者企圖建設一個承擔“指揮身體所有行動”的“大腦”出來。在實踐中，個別地區就是以“城市大腦”的名義規劃建設所謂的“神經系統”，要求獲取市民、企業的各種實時數據，美其名曰“可以把握全局，及時做出決策”。如此做法，隨著系統的逐步深入和完備，可能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讓人們在一個透明的環境中過著被規劃好的生活，從事著難以有創造性的工作，政府也會成為技術官僚機構，失去了城市是“人群的開放的生態系統”這個本質。
